胡星斗：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后

社会大师

胡星斗：中国近代科技为什么落后
作者：胡星斗

导读：
中国从秦汉至明初，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。“四大发明”改变了当时世界的面貌，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诞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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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文：



中国从秦汉至明初，科学技术一直领先于世界。“四大发明”改变了当时世界的面貌，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诞生。马克思说：“火药、罗盘、印刷术–––––这是预兆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项伟大发明。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，罗盘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，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，并且一般地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，变成创造精神发展的必要前提之最强大推动力。”
在数学领域，中国人最早采用了十进制，李约瑟说：“如果没有这种十进制，就几乎不可能出现我们现在这个统一化的世界了。”中国还最早出现负数、分数概念，以及正负数相加减、开平方、开立方的运算；祖冲之的圆周率计算比欧洲早得多、准确得多；祖暅的球体体积计算成为微积分创立的先声；秦九韶的高次方程数值解法以及余式研究被称为“他那个民族、他那个时代，并且确实也是所有时代最伟大的数学家之一。”
在化学冶金领域，中国人掌握的技术远远领先于世界。铣铁冶炼比欧洲早2000余年，灌钢技术早1000多年；中国最早高炉冶炼，最早使用焦炭炼铁，最早生产合金。古罗马学者普林尼在《自然史》中说：“虽然铁的种类很多，但没有一种能同中国来的钢相媲美。”梵文中“钢”即为秦地（中国）。而且，现代化学来源于中国的炼丹术，所以李约瑟说：“整个化学最重要的根源之一，是地地道道从中国传来的。”
在天文地理物理领域，中国人最早记录太阳黑子、彗星、新星、日月食、流星雨；春秋时，四分历历法以一年为365.25天，为当时世界上最早、最精确；郭守敬的《授时历》以一年为365.2425天，比欧洲早数百年，与实际时间只差26秒；另外，中国人制成了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、最早的地图；第一架测天仪器–––––浑仪、第一架地震仪–––––地动仪；第一次测子午线、考察熔岩地貌，最早描述光学成像、力矩、杠杆原理；十二平均率成为现代音乐的基础。
在实用技术领域，中国最早生产水稻，最早织丝养蚕，最早种茶种果树，最早使用独轮车、闸门、吊桥、船舵、风箱、瓷器，最早发明量雨器、测湿器，最早造拱形桥、凿油井……。
但中国传统的科技以及科技发展的环境所存在的问题也是致命的：专制主义的大一统，压抑了民间的创造；学而优则仕的官本位，视科学技术为“雕虫小技”；儒道文化否定物质、机巧，过早地反异化；不断的王朝循环、破坏性的社会振荡毁灭着智力成果；小农经济、重农抑商、官营垄断，使得科技失去了发展的必要和可能；伦理主义、实用主义、经验主义、有机自然观、非逻辑结构性思维、直观外推、类比象征、内省体验、混沌记录、简洁隐晦的价值观、方法论不利于科技的发展；劳动与知识的分离，理论、实验、技术的分离，技术与特定匠人的密不可分，以及技术不能从特定产品中升华出来，以不可控的天文现象、实用的天文学为研究模板的“范式”错误，等等，都阻碍着中国科技向近代科技的发展。因此，近代科技革命、产业革命没有也不可能在中国发生。
说得更详细些，科技要获得大发展，其条件是，首先政治上要放松控制，让人民独立地、自由地思考！而在专制制度下，要么科技思想无法萌芽，要么科技创造的成果被扼杀、被浪费，要么科技畸形地发展–––––––在某一个领域水平高，但整体水平低，社会生产落后；这时，很难想象科技能有全面的健康的发展。因此，言论自由、学术自由以及社会平等、人们能平等地就学术问题进行讨论，是科技发展的必备条件。还有，意识形态要有崇尚劳动、发明、创造的要素，社会要不发生对科学萌芽具有破坏性的大振荡，都是必备要求。中国古代大一统专制政治，儒家道家对物质利益、技巧机关的蔑视、否定，都不利于科学的发展；在其他古代文明发祥地，印度的种姓不平等，厌恶世俗的倾向，也阻碍了科学的进步；伊斯兰世界中世纪帖木耳王朝、奥斯曼帝国空前繁荣，商业发达，但宗教与世俗合一，没有自由思想家，所以也诞生不了近代科学；唯有中世纪后的西方，政治趋于开明，言论自由，基督教经路德、加尔文改革后被平民化、民主化，与劳动、创造、知识紧密结合，才能诞生近代科学。
影响科技发展的第二个因素是经济状况。必须有独立的资产阶级、商人，必须劳动与知识结合，才能产生近代科学。中国古代经济官营垄断，官商合流，使得科技不能自由传播；小农经济，又不需要科技的支持，所以，尽管古代中国的科技水平一直遥遥领先于西方，但近代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。
在价值观方面，中国文化中几乎没有神、上帝的位置，这促进了古代科学的发展，西方由于上帝的因素，中世纪曾经发生大倒退；可是，中国儒家伦理主义思想，认为天人相通，天人感应，将天地日月与君臣父子联系起来，使得科学理论伦理化。从这方面说，儒家价值观对科学发展起了阻碍作用。在中国古代，儒家衰落，往往科学技术才会大发展；如东汉、南北朝、明末时，出现了张衡、蔡伦、祖冲之、徐光启、李时珍、宋应星等重要人物。儒家加强控制时或者社会出现大动乱时，科学技术就无法传播、存在，而陷于停滞，或毁于一旦；譬如，由于战火的毁灭，指南车，中国古代就重新发明了几十次，张衡、祖冲之都拥有这项发明的“专利权”。
还有，中国古代的有机自然观––––––天人合一，物我一体，以及“场内观”–––––––盘古、太极、道、人类都是在宇宙之内，而不是西方人的从绝对旁观者来看待宇宙，这都妨碍了对自然的认识；中国人面对大自然时没有西方人的惊异之情，也没有战胜大自然的豪情，只有对它的欣赏、崇拜和体验。华夏民族甚至把代表大自然暴虐成灾的龙，作为图腾来崇拜。这种物我同融的观念诞生不了现代科学。
再者，中国人是世俗主义者、现实主义者，不好想象，急功近利，中国古代很少有形而上的系统的科学理论，即使有，也给技术化了––––––天文学止于历法，数学偏重于运算技巧，医学讲究望、闻、问、切的经验，“四大发明”都是服务于国家大一统的技术。所以，我们可以说，中国古代虽然技术发达，但科学是落后的。
另外，科学发展必须建立在结构型自然观的基础上，也就是说，必须从结构上把握自然现象，而理论也必须是逻辑结构型的，应当有完备的逻辑体系。而中国古代的科学是经验科学，对各种现象只有描述、记录、简单的概括，没有理论的提升，更没有象西方《欧氏几何》那样的完备的原始科学体系，对各门科学的发展都起着示范作用。以上种种价值观，都是妨碍中国古代科学发展的因素。而西方呢？虽然基督教与科学有冲突，但路德改革，削弱了教皇的权力，主张人是独立的精神实体，人人应当享有自由、平等；加尔文改革，将教会组织共和化、民主化了，主张通过劳动、冒险、创造财富，人人可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“选民”。这样，基督教就为传播民主、科学铺平了道路。起于经院哲学研究的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、巴黎大学，也就成了科学的摇篮。虽然基督教曾经给科学施于火刑，但科学终于冲破了宗教的束缚，并且利用宗教，加速了自己的发展。
在方法论方面，科学技术的方法应是逻辑推理、概念思维。可是，中国人只善于以个人经验直观外推；儒家之格物致知，道家之“神遇”，禅宗之顿悟，以及阴阳五行之直观象征，都是如此。所以，在依靠个人经验和直观外推可以解释的领域，如对流星、陨石、化石等的解释，中国人论述得很精彩，可是超出这个范围，中国人就无能为力了。
还有，中国的方法是内省型的，认为外部世界无法探究，只有回到人的内心，才能获得真知；就像王阳明“格竹子”，静观穷理7天，一无所得，于是回到内心，抓“心中贼”；中国禅宗慧能针对僧侣们是“幡动”还是“风动”的争论，也认为是“心动”。可见，中国人对大自然不感兴趣，没有征服、探索大自然的欲望和冲动，而更重视对心灵的体验。虽然屈原、庄周有“天问”，庄子曾主张“判天地之美，析万物之理”，荀子曾提出“勘天”（战胜大自然）、天人相分，但这些毕竟只是一时之想法、文化之支流，不可能推动科技的发展。
另外，科学理论必须建立在受控实验的基础上，实验必须是可重复的，不受时间、空间、实验者因素的影响。然而，中国人所做的实验很多是非受控的，不可重复的，有些甚至与迷信、方术混在了一起。譬如，郭守敬根据《后汉书》《隋书》的记载–––––––每当节气相交时，试管中的灰会飞起来–––––––做“候气密室”实验，但怎么也重复不了。
中国人的思维和方法论的确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。我们往往只善于记录一些现象，如中国有世界上最早最完全的太阳黑子、彗星、新星爆发等记录，但没人探究它们的规律和本质；中国记录哈雷彗星30多次，但发现其运行周期的却是英国人哈雷；中国很早就有血液循环的猜想，但该理论的发现权最终也归于英国人哈维。我们中国人所擅长的是暗示、无言、传心、隐喻、类比、比喻、归纳的方法，甚至是“负的方法”––––––不说它是什么，而说它不是什么。这些方法更适合文学的发展，而对研究科学相当不利。
中国的“土壤”上之所以不能产生近代科学技术，还在于传播系统或者说社会化系统方面出了故障。中国古代“大一统技术”如炼钢技术、造纸印刷技术等很发达，但为官方垄断，不能在民间自由传播；管仲开始搞盐铁官营，商鞅抑制私商，秦汉废私商、加强国有官营，唐以后官商合流，这些都影响了科学知识的传播。
在中国，劳动与知识分离，也是严重的弊端。中国人观念里有种种不良的倾向，如“劳心者治人，劳力者治于人”，“学而优则仕”，“寒窗十载无人问，一朝身到凤凰池”，等等，人们一心想当官，想做“人上人”，结果，在中国，知识分子不再劳动，与劳动阶级严重脱节，而劳动者一般又不能掌握实用的技术。特别是，中国又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状况，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，所以，劳动者也不需要科学技术。
而在西方，情况却与中国不一样，在那里劳动与知识紧密结合，基督教与科学互相促进，基督徒是“一批指甲上沾着污垢的知识分子”，贵族与奴隶、学者与工匠在上帝面前成为平等的社会成员，谁能创造财富，并施舍帮助穷人，谁就能进入天堂。这种劳动与知识的结合是科学发展必不可少的动力。
中国古代有“四大发明”，令中国人自豪不已；可是，“四大发明”墙内开花墙外香，在中国未起到传播科学知识、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，而只是用来探风水、放鞭炮驱神；但它们传到西方后，科学书籍立即成为印刷品，火药炸掉了封建城堡，指南针帮助寻找到了新大陆、开辟了新的商品市场。可见，只有技术发明是不够的，技术––––––市场––––––科学––––––实验还必须形成良性循环，相互促进，才能带动经济的发展。中国的问题也就在于科学、实验、技术是分别独立发展的，致使不能相互促进，利用前人的成果；李约瑟说，现代的蒸汽机等于中国的水排加风箱，可是中国人能制造水排，能制造风箱，就是不会把两者联系起来，制造蒸汽机！中国古代的瓷器制造技术也很发达，但不会制造玻璃，因为控制窑内温度和氧化还原时间的方法不能上升为理论，移植到别的地方。
中国的技术与产品以及技术与匠人的紧密结合，不可转移，也是技术难以传播、难以社会化的原因。中国的技术往往是技艺，如庖丁解牛，其技艺由秘传、师授，与匠人密不可分；因此，匠人亡，往往技术也失传。中国古代高超的炼钢技术、化学技术、指南车技术等随着战火，频频失传，后人反而达不到前人的水平，不就是典型的例子吗？现在出土的战国时的刀剑，锋利无比，其冶炼技术达到了当代的水平，可是这只是官营企业的工匠之个人成就，它很快会烟消云散！元朝时郭守敬创造了非常精确的《授时历》，可是，由于缺乏理论，到明朝时连官方的天文学家对之也不能理解了。
中国科学的发展还存在着“范式”或者说“模板”的错误。当代科学史专家库恩指出：科学的发展是范式的演进。欧氏几何学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逻辑结构型理论体系，对后世特别是近代以来的西方科学发展起了示范、模板的作用。欧几里德的《几何原本》一书在历史上出过1000个以上的版本，对后世影响很大。几何学的完整体系影响到天文学、物理学等等，促使大家都致力于构造完整的学科体系。而中国正好相反，难以受控的、讲究实用性的天文学对科学发展起了示范作用，使得中国的数学也学着实用化、技术化；虽然张衡、裴秀提出过类似于笛卡尔的坐标系表示法，但中国最终没有产生解析几何。《墨经》中的几何定义虽然与欧几里德的定义几乎相同，但它也没有形成原始的科学结构。可见，中国古代科学的确存在着范式演进的错误。
正是由于上述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科学技术本身的因素，使得近代科技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。

（本文写作于上世纪九十年代，属于“中国问题学”系列之一）